3月6日下午，复旦大学人妻 “名家讲坛”第111期、新学期第一次课程在大金报告厅重磅开讲。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妻 院长张军以“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为主题，面向人妻 专业硕士研究生，带来了一堂丰富精彩的课程。

复旦大学人妻 副院长许闲老师主持本场讲座，报告厅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大一统国家的三重作用机制，撑起中国崛起

讲座一开始，张老师便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近代曾经历落后的中国，能够在过去几十年实现如此迅速的经济和科技的追赶？与此同时，为什么中国的崛起道路从没有被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预测过？

在张老师看来，今天任何试图解释中国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如果不能同时回答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保持领先以及在近代相对落后的原因，都是在逻辑上有缺陷的。要真正解释中国为何能够成功追赶，需要把对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考察置入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尤其是要跟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所形成的稳定的制度结构与治理传统联系起来。围绕这一视角，张老师从三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经济强劲崛起现象背后的制度渊源。

张老师然后给同学们分享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他从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出来，分别从资源约束、激励体系和超大的市场规模三个维度勾勒出理解当代中国为何能够实现经济崛起的基本概念框架。

首先是资源约束。张老师指出，历史上看，大一统国家因长期社会稳定导致人口持续增长，而耕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相对有限，从而形成了很高的人口-资源比率。这种条件就约束了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并在较低的资本积累水平上实现了农业的精耕细作。而在当代，人均耕地和可贸易的自然资源偏少导致可贸易的资源极其有限，外汇不足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实现工业化的障碍。这也使得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决定依赖大规模的外资来推动中国的再工业化。一方面以“以市场换技术”，用国内市场准入的对价来吸引外资与国有企业兴办合资企业，逐步推动国内进口替代产业的转型；另一方面鼓励外资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企业，实现出口创汇。两条路径并行推进，最终达到资本快速积累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

其次是激励体系。张老师指出，大一统国家上千年来在长期治理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一套以政绩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机制，这种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把中央的发展目标传导到地方政府，从而形成一种以绩效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员的晋升与考核往往与其治理绩效密切相关，例如地方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长、社会秩序维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指标都会成为评价的重要依据。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激励结构，地方政府往往会主动推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市场友好型的治理模式。

张老师认为，对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而言，这种以绩效为导向的官员激励体系会带来地区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府的攫取之手，创造了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空间，这是观察中国经济成功经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第三个维度则是大一统国家拥有的战略统筹能力。张老师指出，大一统体制能够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跨区域的整体规划和资源配置，从而创造显著的规模经济与协同效应。

一方面，它能够维持统一大市场。统一的制度框架和行政体系减少了地区之间的制度壁垒，使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另一方面，这种统筹能力还体现在基础性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普惠性方面。例如能源、电力网络、交通体系以及金融清算等基础服务。通过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和协调，这些基础设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为企业生产和产业发展提供稳定而低成本的基础条件。

张老师指出，正是这种统筹能力和基础产业领域实现的普惠性供给，中国不仅形成了规模庞大且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而且中国能在制造业领域拥有更低的成本。

题外话：中国近代为何会落后

在讲座接近尾声时，张老师提出了一个看似“题外”，但实际上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崛起有其必然性，那为什么中国在近代三百年一度落后？

张老师认为，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因为大一统的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模式，资本主义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不然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成功。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因为它对外部世界失去了兴趣，封闭了自己，使中国在几百年里未能及时参与工业革命后的全球技术扩张与贸易体系的形成。相比之下，欧洲通过对外贸易和国际竞争不断推动新技术，从而在工业革命后实现快速发展。因此，中国近代的落后是一段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对脱节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大一统体制的制度优势也由此得以重新发挥。

问答互动

在互动环节，现场听众积极踊跃提问，张老师围绕几项现实与理论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

首先，关于“增加公共假期能否促进消费”，他指出消费的核心决定因素是收入水平而非时间长度，单纯延长假期并不能直接扩大消费，因此政策设计必须明确目标，而不能简单模仿其他国家做法。其次，在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时，他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有一种形态，中国古代同样存在以自由交换为核心的市场体系，宋代的江南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对于比较优势理论，张老师认为该理论具有一定解释力，但不能回答为什么只有东亚地区推行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最后，针对“官员激励是否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他指出产能过剩的根源不能简单归咎于政绩考核体系，而主要在于企业退出困难；同时，中国的考核体系也在不断调整，已逐步从单一经济增长指标转向“增长、环保、能耗”等多目标考核。

结语

从资源约束下形成的发展策略，到绩效导向的政府激励机制，再到大一统体制所带来的统筹协调能力，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理解大一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理解一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脱离其历史和国家制度的结构。只有把当代的经验现象放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深层逻辑。

据悉，本次讲座核心内容来自于张军教授即将出版的新书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新书问世，持续在思想碰撞中读懂中国经济、洞察时代大势～

学习心得Learning Insights

听复旦大学人妻 张军院长题为"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讲座，深受启发。他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切入，将中国经济的成功置于两千多年大一统国家的演化脉络中考察，让我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大一统国家为维护合法性而长期演化的官员激励与考核传统，为当代的政绩驱动模式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制度基础 。这种跳出"市场与政府"二分法，从历史纵深重新审视中国发展逻辑的分析框架，让我对当下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未来航向有了更坚定的信心。作为经院学子，我也更明确了自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责任。

——小红书用户“哄哄”高同学

聆听张军院长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重新思考，让我对历史与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其中最触动我的，是“内卷”与“封闭”这两个关键词所构成的深刻历史循环……这让我认识到，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一场打破双重锁定的艰难突围。它既要通过制度变革和技术引入突破内部的过密化陷阱，又要以开放姿态重新接入全球体系。今天的经济发展，正是对这种历史结构性困境的持续克服，让我深感任重道远。

——小红书用户“王牌飞行员”李同学

通过对张军院长讲座的学习，我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战略选择背后的制度底色。大一统体制下长期积累的人口过载导致了极紧的资源约束，这促使中国务实地从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导向战略。其中，“重工合资 + 轻工出口” 的结构性策略堪称破局关键：轻工业发挥劳动力优势赚取外汇，重工业则通过合资用市场换技术，有效防止了国企资产被过度私有化挖空。从长远历史看，近代中国的落后并非因为大一统体制本身，而是封闭让我们错失了参与工业革命的机会；而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开放，恰恰让大一统的统筹协调、统一大市场等优势充分释放，这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底层逻辑。未来即便中国经济规模全球领先，也必须警惕封闭倾向，这是讲座给我最深刻的启示。

——西方经济学博士生唐同学

本周听完张军院长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历史关系的讲座，我深受启发，对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深层逻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张院长提到，中国经济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基因与务实的发展战略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的进口替代困境中走出，通过 “合资经营”“沿海外向型战略” 形成双轨发展模式，既避免了苏联式的经济崩溃，又培育了本土产业链，这正是大一统体制下 “问题倒逼改革” 的务实体现。此外，讲座中提到的 “国有资本普惠性运营” 让我恍然大悟 —— 原来中国低工业电价、低通信资费不是简单的政策补贴，而是大一统体制为整体经济创造的正外部性，这为制造业成本优势提供了关键支撑。

——金融专硕李同学

聆听张军教授的讲坛，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有了更为务实的认知，深刻体会到制度优势对经济实践的决定性作用，也更加理解了 “中国奇迹” 背后的战略智慧与实践逻辑。讲坛中，教授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清晰阐释了中国大一统体制的独特优势：其一，统筹协调能力强，能够集中力量破解发展中的资源调配难题；其二，战略灵活性高，因资源约束 “输不起”，中国能及时放弃走不通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其三，官员激励体系有效，将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绑定，避免了 “攫取之手” 的出现。这些优势并非割裂存在，而是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也让我对 “有为政府” 有了更具体的理解。

——金融专硕李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