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上午，复旦大学人妻 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在正大集团体育馆隆重举行。复旦大学人妻 2000届世界经济系校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校友受邀在本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毕业演讲。

尊敬的张军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在场的闪闪发光的2026 届复旦经院的学弟学妹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王勇，1996 级世界经济系本科生，学号 9626009。今天回到母校复旦大学的人妻 ，看着各位学弟学妹年轻鲜活的面孔，仿佛望见当年背着行囊、满心忐忑和憧憬的自己。非常感谢张军院长与经院老师们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与即将奔赴山海的你们聊一聊，说说自己的一些心里话。

整整三十年前，我从祖国第三大岛——上海的崇明岛——考入复旦。1996到2000这四年在邯郸路220号，我与复旦一起见证了世界的波澜迭起：

1997 年香港回归、1999 年澳门回归，我们挤在相辉堂，挥舞着国旗纵情欢呼，那一刻的民族自豪感，滚烫滚烫；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在国内，国有企业改革正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下岗”这个词，写满一代人转型的阵痛；

1998 年长江洪水，电视里全国军民抗洪抢险的画面看得人热泪盈眶；同年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我们住在复旦7号宿舍楼的经院男生们一声怒吼、一腔热血，自发奔赴美领馆抗议，青春的赤诚毫无保留。

1999 年欧元诞生，作为“欧元之父”的蒙代尔教授当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从当时世经系主任华民教授的国际经济学课上学到的Mundell-Flemming模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在那一刻照进现实，我忽然读懂：经济学并非永远只能在事后解释过往，而是有可能提前指引世界与时代前进的方向。

宏大时代下，在复旦让我最暖心的是收获了一辈子的同窗情谊。难忘冬天时我与同宿舍的室友们偶尔一起偷偷就着花生米小酌红星二锅头、一起守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围观中国男足的国际比赛。我的上铺兄弟王疆华，老家江苏镇江句容，据记载，最早一批登上崇明岛的渔民就来自句容。大一寒假回来，疆华神神秘秘地和我说，他回老家考证了一下宗族辈分，说我比他要高出一辈。他爱人是他复旦世经的硕士同班同学，是美女，疆华得意地说这叫 “肥水不流外人田”。如今疆华是成功的资深投资人，还多次专程去崇明考察投资。

同宿舍里来自浙江岱山的孙奇峰，乘船回家，偶遇一女生，双方一见钟情，可女方家长好像当时更加青睐一位博士当女婿。奇峰很失意，我们全宿舍兄弟们集体为他撑腰，“博士有啥了不起的，更何况又不是复旦经院的博士”，鼓励他守住真心，一定要拿下。奇峰精诚所至，最后和女友喜结连理，终成正果。奇峰善于资本投资，这么多年一直免费义务打理我们96世经的班费基金，常年收益率远远跑赢市场，也正因如此，我们班年年聚会，而且每次聚会都从容宽裕，底气十足。

还有我们寝室的“编外室友” 胡伟俊，如今是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当年他从复旦附中毕业，高考历史上海最高分，博览群书，看书时喜欢不自觉地揪自己的头发，经年累月下来，如今已是名副其实的 “聪明绝顶”。大二时的一个傍晚，他急匆匆拽着我冲向3108 教室，说有场讲座不容错过。那天3108 座无虚席，过道、窗台都挤满了学生，讲座由张军院长亲自主持，主讲人的名字有点特别，叫林毅夫。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老师，没有想到后来我很幸运一路追随林老师的脚步，从北大CCER读硕士再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从世界银行再到香港科技大学，再回到北大，协助林老师创办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一路走到现在。

复旦人妻 给我的馈赠，从来不止意气相投相亲相爱的同窗好友，还有以赤诚之心托举后辈的授业恩师。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韦森教授，是他彻底点亮了我的学术理想，改变了我的一生。

1998 年韦森老师从澳洲归国，开设“比较经济学”这门课。他讲课时永远充满激情与力量。他在课上说过的一句话让我永远记得。他说：“如果我不在课堂上认真讲授我真实的学术思考，那我就是在犯罪”。他带着我们爬梳国内外的经济思想史、拆解制度变迁背后的深层逻辑，让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经济学背后深藏着厚重的人文关怀与历史温度，感受到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他说：“守护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天职”。

那时韦森老师放弃了澳洲大别墅加美酒的优渥生活，住在上海凉城一间不到十几平米的简易教员宿舍，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书。课余我经常跑到韦森老师的小屋里，吃着老师亲手做的山东家常菜。菜特别好吃。我听他漫谈制度经济学、剖析当下经济政策、讲述他与国内外经济学人的交往轶事。不知不觉间，我悄悄埋下心愿：往后也要做一名心怀家国、敬畏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经济学家。

在复旦我听的第一场讲座是在3106教室，主讲人是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陆铭学长，后来我还选修了他的劳动经济学课程。当我抱着自学动态优化理论自己构建的动态模型的相位图去找他求教时，陆铭推荐说，我应该去找经济系的研究生宋铮请教一下。于是在南区的研究生宿舍，我首次见到了宋铮与赵扬两位学长。经济系的陈钊与陆铭两位学长当时创办了学生小报《经济学人》，聚拢了一大批热爱经济学的青年学子，包括张吉鹏、吴桂英等，后来我又陆陆续续结识王永钦、寇宗来、冯曲、陈诗一、封进、章元、田素华、罗长远等一群在复旦读书并从教的青年学者。当年他们还是国内经济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如今已撑起国内学术半边天，中流砥柱，复旦学派。后来每次我回复旦，总要找机会与他们坐一坐，同道聊学术，永远畅快尽兴。

后来，在韦森、谢识予、张军、袁志刚四位教授联名推荐下，我顺利免试直升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攻读硕士，而后远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开启了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生涯。然后我惊喜地发现，活跃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华人经济学家里出自复旦大学人妻 的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得多，我陆续遇到了从复旦经院走出去的文贯中、魏尚进、方汉明、姜纬、金李、钱军、车嘉华等前辈以及杨桓兴、贾攀乐、陈凯迹、杜巨澜、林曙、马弘、席天扬等同辈学长学友；还有复旦毕业的周林、王城等老师、以及刘学文、陆毅等等，哦，老天，我一定还漏掉了很多很多名字，这太得罪人了！但是要列完整，我的发言起码得花上一个小时...其中好多人都在我读书、工作、生活的不同阶段给予了我各种直接的无私的提携与帮助，是我终身学习的楷模，有些还成为我重要的学术合作者。

今年对于经济学是意义特殊的一年：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标志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诞生，今年是250 周年；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5.17重要讲话，标志着国内吹响自主理论创新、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号角，今年是十周年。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摆在所有中国经济学人面前：主流经济学大厦经历了 250 年的日积月累，已直耸云霄，那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经济学是帮助我们认识真实世界、改造现实世界的经世济民的社会科学。那就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吧。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中国大陆人均GDP 仅 156 美元，不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到去年 2025 年，我国人均 GDP 攀升至 13954 美元，距离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只差一步之遥。这47年间我国真实GDP 年均增速高达 8.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5 年中国 GDP 总量是美国的134%，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若按市场汇率核算，2025年GDP总量全球第二，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6.6%。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8.6 亿中国人彻底摆脱绝对贫困；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与全球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者。如果我们中国大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15%直接跳升为34%。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这么大的人口规模，这么长时间持续的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市场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至今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的金融经济危机，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第一制造大国，放眼世界，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经济发展奇迹。

可奇怪的是，尽管取得如此经济发展的成就，这四十多年来国际上中国经济“崩溃论”“见顶论” 隔三差五就会卷土重来一次。幸好，每一次“崩溃论”自己崩溃了，每一次“见顶论”自己见顶了。可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可能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在于：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主要总结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因此在指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倾向于将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当成唯一标准答案。如果有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与标准模板不同，就容易被认定是“错误的，落后的，扭曲的”；如果有发展中国家走出的道路不同，就容易被简单贴上“不合规、难持久” 的标签。

但是，如果以最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的制度与做法为镜子，进行对照改革的话，一不小心就容易机械套用“缺什么补什么” 的改造模板。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样做的惨痛后果：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都开始雄心勃勃地希望尽快向发达国家实现经济追赶。到了50年代，拉美等国受“结构主义”思潮影响，认为技术与产业最重要，因此照搬发达国家的技术结构与产业结构，实施“进口替代”的赶超战略；认为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因此进行所谓“大推动”的国家干预，结果普遍失败了；后来到了80年代， “新自由主义”盛行，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度，认为“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严重，因此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照搬欧美经济与政治制度，遵照“华盛顿共识”，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但最终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民生凋敝，这条路也走不通。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的“猫论”、“摸论”都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教条，敢于尝试：乡镇企业、经济特区、渐进改革...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路。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目光放的更加长远一些，新中国之所以能够成立，毛泽东主席带领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也是因为反对教条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农村包围城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吗？

现如今，我们是否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都已经讲好了？

2016年夏天，我从香港科大全职回到北京大学工作，担任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副主任，我到任后组织的第一个学术活动，就是在林毅夫与张军两位老师的共同指导下，和寇宗来教授一起筹备由复旦经院、北大新结构中心联合举办的题为 “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林毅夫老师系统阐述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张维迎教授则隔空喊话，鲜明反对产业政策，认为任何产业政策都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都应该被废除。同年秋，在北大朗润园万众楼二楼举行了林张产业政策面对面大辩论，在全国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连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都专门做了报道。据说，后来有关部门专门在国内做了舆情调查，统计后发现两点有意思的事实：1. 受过经济学专业教育的人更倾向于支持张维迎老师的观点，而非经济学专业的人更多同意林毅夫老师的观点； 2. 在经济学专业人士中间，在经济学研究水平越好的大学工作的教师越倾向于反对林毅夫老师、支持张维迎老师。也是在那段产业政策争论的时间，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有为政府”这一概念，然后马上又有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明确反对意见，认为这有悖于主流经济学的“守夜人”政府的观点，建议应该提“有限政府”。同样是那段时间前后，我国的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都先后被媒体曝出存在严重的“骗补”现象，国内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当时公开宣称，光伏与新能源汽车都是我国典型的失败的产业政策的案例，应该立即废弃产业政策。后来主要围绕2016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这次产业政策会议，我们整理出版了《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一书，201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覆盖了华人学者从支持到反对的全光谱的看法，后来该书被翻译成韩文等多国语言。

2016年的林张产业政策之争距今正好十年。过去这十年里，我国的光伏与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合称新三样，都占全球市场的70%以上。此外，我国在大轮船、无人机、机器人、高铁、人工智能、5G等多类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上都居于世界第一梯队的领先位置，被欧美发达国家称为“第二次中国冲击”，而“第一次冲击”是指2001年12月我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劳动密集型的附加值较低的成熟产业有大量出口到欧美。中国高质量制造业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使得相关产业政策已然成为中美之间大国博弈的核心焦点，尤其是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以来，欧美国家频繁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对于促进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效果太强了。在此背景下，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学术研究也逐渐从“冷门雷区”变成了如今国际顶刊论文讨论的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产业政策长期持高度怀疑否定态度的世界银行最近刚出版一个题为Industrial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为了发展的产业政策》）的研究报告，检讨了之前对于产业政策的过度否定，正式承认了产业政策的正当性与有用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其他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机构也都推出了为产业政策正名的系列重要报告。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令人不禁感慨。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世界经济思潮的这一显著变化？我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人民伟大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实践，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

2023年我应邀前往维也纳联合国工发组织的总部参会，原定我作为亚洲区的一个国家的代表只有8分钟的发言时间，但是当主办方得知我要发言的题目是关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政策，当场决定直接将我的发言时间延长到50分钟。后来在它两年一度的旗舰报告《工业发展2024》里专门引用了我与合作者的一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案例研究。可见全世界对于中国产业政策问题的高度关注。中国现象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现象。

随着我国产业持续升级、综合国力稳步提升，来自外部的“卡脖子、卡脑子、卡嗓子”的遏制与压力也层层加码。我们不仅需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还要面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在多边经贸谈判桌上，西方不少国家的代表经常指责我国的产业政策与国有企业破坏国际规则、同时对我们的民营企业华为、Tiktok、华大基因等等也以安全为由实施各种制裁。

可我们不妨静下心反问一句：现行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真的所有都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吗？这套规则体系本身是根据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利益诉求来搭建的，经常忽略占世界85%人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差异，最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姿态允许落后穷国在执行规则时有个过渡期，但若不再被认定是 “发展中国家”，那所有这些差异化的发展方式，都会被扣上“破坏规则”的帽子。

我曾参与商务部世贸司的一个关于恢复不可诉补贴的政策研究，专门厘清创新、绿色、民生纾困类正当补贴的界定标准，为我国商务部关于WTO的改革方案提供学理支撑。我发现，参与该项政策研究的法学同行们主要是从法律条文与程序执行层面论证为什么我方举措是合规的。我觉得，我们经济学者则更应该首先从底层经济学逻辑出发，研究如何让国际经贸规则本身能够更充分体现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正当的发展权利的尊重，基于经济结构的内生差异而赋予相应的合理权益，而不是将其作为发达国家的施舍与法外开恩。而真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就必须改造完善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特点与阶段性适宜做法从逻辑上加以正名化。

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以及后来各种国际会议与论坛等场合，我多次看到，面临某些发达国家代表的批评与指责，我们中国的官员或谈判代表经常满脸通红，明明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明明中国的政府没有像对方指责的那样是蓄意干预，但却苦于没有与之相配套的严谨的经济学学理支撑，有理说不清、有理说不出，非常被动；而反观欧美代表，总能旁征博引本国学者根据主流经济学思路的相关研究成果佐证其主张，从容占据话语高地。就连我们中国自己学者的不少研究也都是遵照主流的思路在批评中国的做法，即以发达国家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作为参照系，一旦我们做法不同，就被认为是违反经济学规律，就是落后与扭曲。作为学者，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经济学学术研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帮助到了奋斗在国际谈判一线的中国代表呢？多大程度上真正帮助到国内经济发展的问题的有效解决了呢？批评中国很容易，所有学过初级经济学教科书的人都会说的头头是道，因为中国的跳高姿势实在太奇怪了；可是面对问题，具有建设性可行性的有效解决方案呢？却经常拿不出来，或者没有人去真正研究。

2011年，我应邀去芝加哥大学，参加我的老师、诺奖得主贝克尔的八十岁生日的庆祝会，也是国际经济学学术大腕云集的一场闭门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一位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当众直言：中国经济增长固然亮眼，却没有多少真正原创的顶尖经济学家。坐在台下的我，瞬间满脸通红。这突然让我明白，跟随式模仿式的学术研究很难得到世界顶尖学者们真正的尊重。

2019 年，我陪同林毅夫老师赴莫斯科国立大学参加中俄两国经济转型发展研讨会。俄方的主旨演讲者是叶利钦时代的经济部长格拉杰夫，他此前也是意气风发的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并亲手操刀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他的第一张PPT就是1990年开始中俄将近三十年GDP 增长对比图。他语气沉重地总结到：“事实证明，中国渐进式改革并且注重投资，这要比休克疗法更好”。我在想，他当年一定是发自内心地认为“休克疗法”是帮助自己祖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方式，可是如今他这种痛苦的反思让我感到强烈的震颤：错误的经济学研究的结论，似是而非的思想观念，即使初衷善良，也可能会导致误国误民。

在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我指导过将近十位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博士生。比如，

埃塞俄比亚总理的宏观顾问Adem，他写博士论文时正值内战，与妻儿失联数月，却依旧潜心研究中国经验对于埃塞俄比亚的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启示；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投资委员会的官员Erfa, 她的博士论文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如何让“中巴经济走廊”这个两国的标志性的重要合作项目变得更有成效；来自马拉维的Donansius博士论文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如何帮助他们国家的渔业取得更好的发展，如今他已入职联合国，助力本国与其他非洲国家的产业发展。这些学员选择来到中国，就是希望学到一些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不到的东西，他们希望弄清楚：中国原来比非洲还贫穷，可为什么现在可以发展的如此成功。

这一桩桩亲身经历的事，不断叩问我的内心：经济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我们中国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实践，让我们距离世界舞台的中央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经济学故事不只是中国自己需要搞明白，还有很多外国人也非常想搞明白。那我们已经拥有一个足够严谨扎实、充满创新洞见的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去支撑这种国内与国际教学以及相关政策制定了么？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被动地站在后面，等待着国外的经济学大师们带领我们去解读、去诠释，而是需要我们自己敢于引领，敢于摸着石头过河。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河；毕竟，河的对岸是我们自己想去的家。

当然，除了扎根立足本土实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吸收全世界的优秀成果，胸怀天下，放眼全球，在国际比较与借鉴中，努力提炼出原创性的理论、标志性的概念，构建可检验、可全球推广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做到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做到林毅夫老师所倡导的“知成一体”。

我们希望构建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对内能支撑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对外，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全新现代化参考路径。时代在呼唤一批能读懂中国、扎根中国、对话世界的经济学人，让中国学术既能解决国内现实难题，也能堂堂正正站上国际舞台。

在今天的会场上，我们看到悬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上联是“经邦济世 博学笃志求实是 常系家国使命”， 下联是“强国富民 切问近思创新业 惟将努力前程”。请允许我在这里，怀着无比谦卑的心，向咱们复旦经院2026 届全体学弟学妹们发出以下倡议：

以历代复旦前辈先贤为榜样，未来无论深耕学术、投身实业、扎根基层，还是远赴海外，永远心怀家国、坚守专业初心。用我们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勇敢回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复旦经院青年的智慧与力量！

最后，祝愿我们的School of Economics—— SOE——能够在中国的结构转型与全球化过程中，在学术界思想界永远居于上游，占据主导地位！祝愿各位恩师桃李芬芳、万事顺遂；祝愿各位家长平安喜乐、得偿所愿；祝愿2026 届全体同学前路浩荡、万事可期！

谢谢大家！